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实践，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体系。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我国实际上是在压缩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为寻求综合性和根本性战略措施来解决复合型生态环境问题的情况下，开始发展自己的循环经济理念与实践的。这注定是一条不同的路。这条路该怎么走？近日，借着《循环经济助力中国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潜力——以塑料、纺织及农业-食品领域为例》研究报告的发布，《环境经济》杂志记者专访了报告负责人12BET教授、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
温宗国12BET教授、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固废处置与资源化、行业碳减排系统工程。
循环经济可创造新的社会价值
《环境经济》：循环经济不是个新概念，如今在“双碳”背景下谈循环经济，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您怎么看其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作用？
温宗国：循环经济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戴维·皮尔斯（David Pearce）和凯利·特纳（Kerry Turner）于1990年正式提出。循环经济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囊括产品设计、生产、商业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供应链服务等不同维度，并适用于所有行业部门。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了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将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脱钩，在促进自然资源再生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价值。同时，循环经济能够有效提升资源循环效率，减少经济发展对原生资源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
因此，循环经济对于我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主要包括：
一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通过回收利用余热、余能、余压实现节能提效，或利用农林剩余物等生物质能源替代传统的高碳化石能源，降低社会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需求，促进能源系统低碳化转型，同时有助于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二是降低对非能源资源的消耗。通过强化绿色生态设计、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材料替代及循环利用、产品翻新和再制造等手段，实现源头减少产废量，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有效提高关键性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降低社会经济发展对非能源资源的消耗，减少资源开采、加工利用等的碳排放，这是能源低碳转型无法解决的。
三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重新设计生产和消费体系，循环经济可创造新的社会价值并带来经济增长点，催生出新兴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和商业化模式。例如，新能源汽车回收利用、风力发电装置再制造、碳捕集与循环利用产业等，都有助于拉动社会就业、促进经济绿色健康增长。
生活消费领域减排难度更大
《环境经济》：工业领域因为碳排放量大一直比较受关注，您的研究视角却放在了塑料、纺织以及农业-食品领域，能介绍下为什么关注这三个领域吗？
温宗国：在现有发展模式和人民群众日益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下，生活消费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预计会随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增长。受制于消费者行为习惯、应用场景多样化及减排策略分散化等因素，生活消费领域的减排难度更大。根据我们团队过去十多年的研究，不同于钢铁、水泥、有色等行业的减排路径已经相对清晰，生活消费领域的减排路径及循环经济措施的减排潜力研究仍旧不足。因此，我们的研究聚焦了这三个典型的生活消费领域。
《环境经济》：您认为这三个领域发展循环经济的各自难点是什么？如果做得好，对实现“双碳”目标的影响有多大？
温宗国：这三个领域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难点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对于塑料和纺织行业，其均需要在设计环节贯彻循环经济的理念，包括原材料的选取、产品可重复使用设计等，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展较为缓慢；其次，在回收环节，我国目前塑料和纺织领域的回收体系尚不健全，标准尚不统一，未来亟须加强。此外，对于塑料行业，还需要以电商平台为主体推动创新型包装减量，目前仍存在一定的障碍与挑战。对于农业-食品领域，其最主要的循环经济措施是减少浪费。尽管我国已经出台反食品浪费法，但目前浪费现象仍然较为普遍，仍需加强对于公众的宣传和引导。
在上述三个领域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带来显著的减排效益，团队评估结果表明，通过优先考察不同领域的循环经济发展策略，2020年我国塑料、纺织以及农业-食品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可分别降低11%～38%、8%～31%、6%～11%。从温室气体减排总量来看，循环经济措施在上述三个领域的推广应用在2020～2030年间可累积减排4.75亿～11.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到2060年可累积减排55.52亿～133.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环境经济》：对于循环经济在上述三个领域的减排潜力，您在之前发布的报告里设计了温和、中性、激进三种情景。您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我们将来能达到哪一种？如果想要实现更好的效果，您有什么意见建议？
温宗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体系，循环经济助推碳减排的理念也在多份中央政策文件中得到体现。在《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的指导中提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到2025年前初步形成，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到2060年将全面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预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因此，我认为循环经济在我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整体向好，其最终效果能够达到中性程度以上。
如果想要实现更好的效果，建议在塑料领域：生产环节积极推进可回收性设计；使用环节推动绿色消费、零废弃运动；废弃回收环节加快落实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废塑料再生环节强化物理再生，因地制宜发展化学回收；环境泄漏环节开展常态化塑料打捞再利用。
在纺织领域：源头推动绿色设计和选用可持续材料；加强纺织行业生产环节资源能源的回收利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体系建设，规范废旧纺织品回收、分拣、分级利用。
在农业-食品领域：推动高效管理农田、化学品减量化、沼气综合利用、秸秆多元化利用、废旧农资回收，建立循环型农业生产模式；通过改进加工、储存、包装技术，加强现代农业供应链建设，构建循环低碳供应链管理，减少食品损失；提倡绿色饮食，转向富含植物的饮食，反对食物浪费；对于农业-食品废物加强梯次利用和处理，实行源头分类收集，加强资源化利用及低碳处理处置。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应具有综合性和包容性
《环境经济》：在落实循环经济举措时，有一个痛点，就是循环经济活动的碳减排效益很难科学核算。这里涉及基础数据不足、缺乏方法和工具、标准不统一、统计评价机制不健全等多方面问题。对于如何建立一套循环经济的碳减排评价体系，您有何具体的建议？
温宗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和多系统，因此，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应具有综合性和包容性。以固废处置行业为例，循环经济减排贡献核算困难的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数据获取困难，循环经济涵盖工业、农业、生活各领域多种废物的源头减量、分类收集管理、处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全过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但实际操作中很难准确和完整的获取所需数据，并且由于固废的成分复杂，回收利用过程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也很大，进一步加剧了数据获取和核算的难度；二是边界和基准难以明确，循环经济的实施跨越了多部门、多物质、多介质、多环节、多区域，并且这个过程中存在复杂的耦合关联和交错，难以清晰的界定核算边界和对比基准。
解决上述问题分短期和长期两种方式。短期来看，需要建立一套估算方法和参考因子库，基本明确核算边界和基准，能够大概说得清各类循环经济的技术、项目等的碳减排效益；长期来看，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核算方法学体系，整合固废处理行业和其他资源化替代相关行业碳排放数据，并且参照发达国家做法，开发出核算支撑工具，构建数据库，从而实现对行业、区域、企业等各个层面循环经济碳减排效益的精准核算。
3R原则可以拓展为10R原则
《环境经济》：当前，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正在加速循环经济发展布局，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温宗国：随着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应对气候变化、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基本路径，并将其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复苏行动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
我们要充分认识循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在发展背景方面，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在后工业化时期产生了大量废弃物，导致生态平衡被破坏，可持续发展得到重视，循环经济理念应运而生。我们国家是在几十年内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因此，我国实际上是在压缩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为寻求综合性和根本性战略措施来解决复合型生态环境问题的情况下，开始发展自己的循环经济理念与实践的。
循环经济发展的内涵要紧密结合国情。欧洲等发达经济体首先是从解决消费领域的废弃物问题入手，向生产领域延伸，根本目的在于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直接目的是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走出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复合型环境污染问题，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所以，我国循环经济实践最先从工业领域开始，其内涵和外延逐渐拓展到包括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园区和循环型社会等三个层面。
随着各国的广泛实践和积极探索，循环经济的理论应该与时俱进。得益于技术水平进步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发展，传统的3R原则目前可以进一步拓展为10R原则。具体来说，扩充的7R是指服务替代（Refuse），重新设计（Rethink），再制造（Remanufacture），新用途（Repurpose），维修（Repair），翻新（Refurbish）和能源回收（Recovery）。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举例来说，当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初始容量的80%以下时将不能完全满足汽车的动力需求，但经过检测重组后，可应用于其他对于能量密度要求不高的储能场景，如5G通讯基站，体现了Repurpose原则。对于彻底不能进行梯次利用的废旧动力电池，可以通过拆解、破碎、冶炼等提取锂、钴、镍这些关键稀缺金属资源，应用于新的动力电池制造中，体现了Remanufacture原则。
新时期下，循环经济内涵需要与“双碳”目标下进一步深度融合。例如，加强方法工具开发，科学评价各类循环经济活动的碳减排贡献量；以数字经济、智慧生态等为切入点，引导循环经济产业将向效率提升、结构优化、低碳发展方向演进，从而带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用市场机制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环境经济》：您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应注重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协调工业化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可否详细介绍一下？
温宗国：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循环经济体系建设也尚处于起步阶段，要充分借鉴欧美等国家的经验，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用发展的思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资源环境问题。主要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是建立完备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制度体系。发达国家普遍将立法作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例如德国、日本、丹麦等国均出台了循环经济领域的相关律法。我国应借鉴其相关经验，逐步建立完备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利用税费、信贷、排污权交易等多种政策手段，使循环经济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构建科学有效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是强化科技对于循环经济的支撑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于循环经济领域同样如此。发达国家通过对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研发的大力投入，促成了循环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应当重视循环经济相关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切实发挥技术引领作用，推动我国循环经济高效发展。
三是强化政府部门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展循环经济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不能仅仅局限于原有的管理、控制等职能。要以发展循环经济为主推进器，政府必须处于主体地位和发挥主导作用，在宣传、立法、制度、政策法规及自我行为等方面发挥关键性、导向性的重要作用，为发展循环经济做好服务指导。
《环境经济》：您认为目前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或挑战有哪些？
温宗国：一是循环经济治理体系尚不健全。欧盟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已经提出要系统地衡量开展循环经济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促进今后修订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及其他气候政策中加强循环的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针对循环经济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顶层设计，现有循环经济立法、环境改革措施及相关政策之间缺乏协同联动，亟须制定面向碳中和目标的中长期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规划。
二是资源回收利用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不高。“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3.2%，仍约为OECD国家的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再生有色金属产量1450万吨，其中铜、铝和铅的再生产量分别为325万吨、740万吨、240万吨，然而仍以中低端资源化为主，回收利用水平和综合利用产品附加值有待提高。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新型废旧产品产生量大幅增长，回收拆解处理难度较大，稀有金属分选的精度和深度不足，导致循环再利用品质与成本难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材料要求。
三是二手市场的规范化程度不足，定价、交易、售后等全流程的标准体系有待完善。例如，传统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基本上能超过50%，而对主流新能源汽车来说仅为32.31%。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动力电池在壳体材质、尺寸规格、材料类型、成组方式等方面存在多样化的特点，再加之环境温度、使用年限和驾驶习惯等对于容量损耗、充放电效率、剩余寿命等性能均有较大的影响，相关行业标准缺失导致动力电池的残值评估困难。
循环经济措施应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
《环境经济》：国家发展改革委此前就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您对这部法律修改有什么建议？
温宗国：主要有6点建议。第一，引入“全生命周期管理原则”。循环经济措施的推广不应局限于末端处置，而是应当贯穿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包括产品设计、生产、加工、存储、运输、报废、末端处置等过程。
第二，要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如前文所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费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预计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会持续增长。未来需要通过倡导绿色消费来引导公众转变消费结构、消费方式以及消费习惯等，这是促进循环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
第三，要纳入公众参与原则。公众是生态环境管理的最终推动者和直接受益者。目前多部环境领域相关的法律均已将公众参与明确为基本原则，例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因此，建议循环经济促进法在修订时能够纳入公众参与原则，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循环经济建设。
第四，强化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积极引入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将新兴产业产品的进口采购、生产制造、产品销售、维修服务、报废退役等环节纳入到管理范围内，实现全过程监管，组织第三方通过资料对比、现场抽查等方式进行溯源信息核查，将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评价，探索建立企业拒绝履行溯源责任的相关惩罚制度。
第五，完善新兴固废的产品残值鉴定、评估、分级等行业流通标准。例如，《2019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指出，传统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基本上能超过50%，而主流新能源汽车仅为32.31%。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温度、使用年限和驾驶习惯等对于容量损耗、充放电效率、剩余寿命等性能均有较大的影响，相关行业标准缺失导致动力电池的残值评估困难。应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柠檬市场”效应，让商品定价有据可循、有规可依。
最后，加大法律处罚力度。目前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罚款额度为五千元至一百万元，具体视违法情况而定。与其他环保领域的法律相比，其经济处罚力度偏弱。因此，建议这部法律在修法时加大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例如，对于违法行为可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强化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力。
《环境经济》：循环经济助推温室气体减排的理念在多份中央政策文件或行动方案中得到体现，您认为未来循环经济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深入？
温宗国：首先，完善循环经济国际合作机制，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发展循环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在循环经济政策与制度框架制定、主要价值链中绿色商业发展、全球循环经济转型融资支持等方面，如何统筹建立协调的国家间、区域间合作机制，平衡不同阵营的利益诉求，维持长期稳定的友好伙伴关系，谋求全球对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协调发展的共识是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例如，2021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执行框架已确定，拟对特定的碳密集型产品及具有碳泄漏风险的产品征收碳关税，一定程度上将削弱高碳密集型产业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将倒逼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然而，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发展中国家既没有能力，也缺乏资金和技术建立与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水平相当的核算体系，无法保障与欧盟碳核查要求相符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将成为后续各方谈判的核心挑战之一。
其次，构建全面系统的政策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推进全社会资源消费从线性模式走向循环模式，是一场从理念、技术、管理到消费的系统性变革。在识别了循环经济促进“双碳”目标实现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全面系统的政策体系是重要保障。循环经济转型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全局性谋划、战略性部署和整体性推进。完善的循环经济政策体系有助于强化国家循环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统筹协调各地方的循环经济资源，激励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提高国家-地方-企业-社会联动效果，帮助完善循环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来源：《环境经济》杂志
记者：王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