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1-18 记者：陈琳 王飞
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细颗粒物年均浓度至30微克/立方米、比2017年下降48.3%，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在今年北京两会上，“北京奇迹”被代表委员称赞。1月17日，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12BET碳中和研究院经理、12BET教授贺克斌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从数据上能直观看到，2013年到2022年，北京的经济指标在涨、污染指标在降，走出了一条“喇叭口”曲线，这是典型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一种体现。
他还提到，北京要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要京津冀一体协同、一体化发展，“无论是碳达峰碳中和，还是‘蓝天保卫战’，分着干跟合着干，合着干更合算。”今年两会上，他建议京津冀协同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三地联合推动能源与产业结构调整，针对京津冀碳污排放结构性差异制定针对性政策，逐步推进京津冀区域碳资产的数字化、智能化协同管理。
贺克斌。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数字经济赋能“双碳”，能提效20%～30%
新京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如何理解“有序推进”？
贺克斌：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有序，碳达峰碳中和是有机结合的两个时段，要把达峰阶段和后来的继续减碳达到中和阶段有机衔接起来。在达峰阶段，大家都在讲低碳发展，核心是通过减碳和增汇这两个大的动作，从时段上的有序，也就是说，在做达峰的时候，要同时布局一些未来碳中和的相关工作，做到近期和中长期的衔接有序。
减碳的渠道有很多，其中主要的两大渠道是资源增效和能源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是减碳幅度最大的一个基础板块，但它需要整个体系调整、技术储备和系统升级等很多工作与之配合。但在资源增效方面，即我们常说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包括废弃物循环利用、无废城市等工作，本身是具备减碳的，另外老百姓生活节约也有助于减碳，所以第二个有序，是先积极推动资源增效减碳，而能源系统的升级，需要一个技术积累和新系统建设规模化的过程，这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衔接。
第三个有序，我理解为大家常说的“先立后破”。即要把一个新的体系建立起来，才能把旧的体系逐渐调整和减少它的比例，也就是说，化石能源或者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逐渐走向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新型能源系统和电力系统。这两个为主之间的转换也要先有“立”的过程，做到有序过渡，从碳、绿色到低碳，最后对应到促发展，不能出现步伐上的断接。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有序推进”，我认为跟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积极稳妥”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核心含义就是要稳步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
新京报：今年是双碳目标全面铺开的第三年，报告中提到各类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化改造升级和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减碳工作重点已经从能源结构调整转为绿色建筑节能？
贺克斌：报告中提到的各类园区低碳循环改造和公共建筑节能可以归集到资源增效减碳中。资源增效减碳是从用能端来说的，能源结构调整是从供能端来说的，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就如同我刚说到的第二个有序，能源结构的调整需要经历比较长的阶段，涉及技术竞争、以及全球未来的碳税、碳价对经济的影响等，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新能源特别是高比例、大规模、稳定供给电力和能源的这样一个形式，需要一个“立”的过程，一刻也不能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放开去做资源循环利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少用了资源、电力，也达到了减碳的目的。所以并不是说减碳工作的重心转移了，而是“有序推进”中的有机结合的两个方面。
新京报：北京市正在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你认为数字化减碳有哪些潜力？
贺克斌：数字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数字，另一个是数智。数智包括数据资源、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数字赋能“双碳”覆盖从供能端到用能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双碳”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和新业态发展，有助于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和能源供给的综合效率，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从这两个效率的提高上来看，有非常大的潜力，据相关研究的估算，大概有20%～30%增效的潜力。
双碳时代，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从资源依赖型走向技术依赖型。增效的潜力本身就是通过高技术实现的，在不同的领域里，数字技术赋能新型电力系统、赋能新型交通系统、赋能新型建筑系统，以及工业生产系统，都能够实现提高20%-30%减碳的潜力，所以数字赋能“双碳”，有非常大的发挥潜力。因此我们在讲数字经济的时候，数字经济的水平在产业体系里发挥、介入的越深，驱动减碳的作用就会越大。
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低于35微克，可能出现年际波动
新京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北京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比2017年下降了48.3%，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你如何看待“北京奇迹”？
贺克斌：2013年，被誉为“史上最严”的“大气十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启动。明确到2017年，京津冀区域细颗粒物浓度下降25%左右。其中特别提到，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这个被称为“京60”的目标，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能实现。根据发达国家治理经验，这样的减排目标要用10～1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而留给北京的时间只有5年。
我还记得2018年1月份参加北京两会，那是我上一届当选人大代表第一年开会。那时大家到下半年的时候就一直念叨，从“京80”（2013年北京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为89.5微克/立方米）到“京60”能不能实现？5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的是“京30”。这5年北京市采取“组合拳”治理方案，覆盖机动车污染治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减排考核等多个领域，涉及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等。现在回过头看，包括新京报在内的很多媒体朋友也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一个是给公众传播一些科技知识，同时也在传播我们的一些行动计划。
尤其是“大气十条”刚开始的头几年，北京冬季空气质量改善并不是特别明显，虽然监测数据改善了，但老百姓的直观感觉还没有出现拐点，这时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媒体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也接受过一些采访，来解释空气改善过程中的波动。
从这几年的数据上看，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7年年底的58微克/立方米，奠定了之后的“北京奇迹”。2021年下降到33微克/立方米，到现在的30微克/立方米。先不说艰难的过程，就从数据上看，2013年到2022年，北京的GDP、机动车保有量、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和能源消耗总量的涨幅情况。两组数据对比，最后形成了经济指标的涨和污染指标的降，呈现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往上，一个往下的“喇叭口”曲线，这就是典型的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一种体现。
我们研究了北京从1998年到2017年的20年间空气污染治理的发展历程，污染物从升再到降，再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并稳定地进入了一个低浓度的通道，这个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收到了哪些效果，通过国际通行的方法进行量化，形成了非常清晰的一本账，在联合国通过中英文发布后，被国际上誉为“北京奇迹”。让国际社会看到北京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做到这样一个成绩。就如当时联合国环境署的官员所讲，既然北京可以，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还能再去抱怨：因为发展经济做不到。
当然，现阶段的“北京奇迹”还要理性的去看待它。当细颗粒年均浓度低到35微克以下后，持续改善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年际之间可能会出现上下浮动，但整体会持续往好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因为空气质量的改善除了降低排放量，还受到区域和气象条件的影响。国际上的评价标准也是以三年滑动平均来消除年际间的小波动。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减污带动了降碳
新京报：中国开展清洁空气行动，陆续推出了“大气十条”，实施了三年的“蓝天保卫战”。清洁空气行动和双碳目标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与清洁空气行动措施相比，双碳目标的推进有哪些优势？
贺克斌：空气中出现的以细颗粒物、臭氧为代表的污染物，都是地面排放最后形成的污染现象，包括能源的生产和使用、机动车排放等。从这个角度说，排碳和排污有着同根同源同过程的关联。尽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生态环境质量、能源、水资源等指标落实国家要求。但长期来看，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持续改善的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空气质量也会越来越好。
中国工程院对“大气十条”和三年“蓝天保卫战”都做了评估，基本得到的结论和一些成果已经发表。研究表明：现行清洁空气政策可以在2030年之前保持排放下降，届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可达35微克/立方米，但之后减排潜力大幅收窄，如不采取进一步措施，细颗粒物浓度持续下降空间不大。
我们通俗地打个比方，既然叫“蓝天保卫战”，就得有武器。如果传统的从生态环境减污的角度采取的措施，可以认为是机关枪，或是手榴弹，都是陆军所用的武器，到了2030年之后，子弹已经快用光了，如果只剩下监管，相当于拼刺刀了；但“双碳”来了以后，它能起到空军和炮兵战斗力，“轰击”四大结构调整。在碳中和路径下，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在2030～2060年间将进一步下降67%和83%。到2060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将会降到10微克/立方米以下，逼近世卫组织最新指导值，即5微克/立方米，空气污染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
所以说降碳减污两者之间是非常密切，并且相互促进的关系。可以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减污带动了降碳，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未来降碳会带动减污是肯定将要发生的事情。
新京报：马上就要过年了，以前常说爆竹声声除旧岁，但现在很多地方实施禁放，空气污染是原因之一。前阵子不少人在网上拿头天晚上放完烟花第二天依然晴空万里为例，说烟花不会污染环境，那放烟花爆竹到底对空气质量会不会造成影响？
贺克斌：这要分两方面说，一方面，当我们处在污染底数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2015年之前，燃放烟花爆竹等因素造成的污染，可能会造成污染数据的“爆表”，这时候，燃放带来的污染相当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有人第一天放了烟花爆竹后，第二天照样蓝天白云，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们通过采取很多措施改善了空气质量，空气中的污染物已经到了比较低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把骆驼的身体调理得比较好，短时间冲击式的放鞭炮带来的污染，不会再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燃放烟花爆竹的排放对空气的污染，以及排放在空气中的各种化学成分对个人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各个城市对是否禁放的选择，不仅仅是出于环保的考虑，还有一些安全方面的考虑，比如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火灾、人身伤害等。以往北京还没有实施禁放时，春节也是青少年儿童烧伤、炸伤等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因此我认为，虽然现在我们的基础减排已经摆脱了烟花爆竹成为“最后一根稻草”的局面，但各个地方是否禁放，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研判。
新京报记者 陈琳
